加藤先生是我在TC时的上司。

2014年中，我们单位TC和日方的谈判历时一年多，合资一事终告落定，日方委派到我们单位的人员也定下来了，加藤先生便是其中之一。

那段时间，单位法律事务颇多，偏偏前台又离职了。出乎意料地，总裁让我把前台的活也干上：“最多也就一个月。”他向我保证，语气相当坚定。于是，从此我身兼两职，且不得不坐在前台的位置办公。

多年来，我养成了两耳不闻窗外事的“坏毛病”，做事很容易“陷进去”。有时看文件到趣味盎然处，总听不见周围人说的话，兼任前台后虽然变得警惕机灵了很多，但相较他人，还是非常木讷，因此没少吃亏。

一天，正埋头写一份法律意见书，门铃响起来了，抬头一看是那三个日方代表。我按了下开门按钮，朝他们礼貌性地鞠了一躬，就去沏茶了。

我沏得非常慢，因为心里有怨气啊：法律事务那么多，还让我干前台的工作，说好的一个月，都两个月过去了呢。

当然，我抱怨，最根本的原因是竟让我一个法务做前台，真受不了个别人进门对我呼三喊四的样子。

好几分钟后，我才把沏好的茶端进会议室。

三个人叽哩哇啦说什么，除了“嗨”外，其他的我根本听不懂。茶水送至加藤先生面前，他照例起身一边向我鞠躬一边说：“谢谢王小姐，我有咖啡。”

“呵，这人。”我心里嘀咕到。

那天我的心情实在不好，从会议室出来通知完董事长后，就坐在前台干活去了，任谁从我面前走过，也不想理睬。

会议室就在我身后，参会的人陆陆续续从我面前经过，我几乎不抬头。

董事长走过来了，本来也不想抬头的，但还是起身微笑着叫了声“李总”，然后打开抽屉找他的普洱茶饼。

李总前脚已踏入会议室，猛地又转过身来，吓我一跳，像要给我泄露机密一样，神秘兮兮地说：“白头发的那个马上就是你的领导了，就那个总是笑眯眯的老头。”说完，李总就进会议室了，留下我心里一阵窃喜，偷笑董事长也滑稽可亲了。

李总提及的“老头”，就是加藤先生，我早就知道他的名字。

从此，我心里就认定加藤先生是我领导这一事实，故见到他自然比以前殷勤了很多。一个月后，单位新的人事安排正式下达，加藤先生果然是我的新部门负责人，而我是他部门中唯一一个下属。

起初我以为，加藤先生毕竟不是中国人，对中国法律肯定不熟悉，就算当我领导，业务上定然管不了我。

可结果却大大出乎我的预料。加藤先生除了普通话口语表达差点外，汉语文字表达能力比我还好，法律素养更令我惊叹。

于是，怀着十二分的敬意，我开始在加藤先生手下工作。

加藤先生来公司做的第一件与我有关的事，就是向领导提出不再让我兼任前台，理由除了我不再是总裁办的人外，还有就是，“托弟工作太忙了，需要集中精力做法务工作”。

职场上，我们往往习惯于说太多大公无私的话，而将内心深处的真实诉求以勇士般的气势轻轻隐去；我们一边告诉自己要听取内心的声音，一边却向他人扬言不计任何个人利益。可是，一俟真的有人关照了你内心的诉求，油然而生的感念又提醒我们，原来自己装出来的大公无私是多么虚伪。

因为这件事，我对加藤先生便多了一份感念，加上他是大家公认的和蔼又敬业的好脾气，故在他部门的两年多时间里，我空前轻省愉悦，当然，工作也空前认真勤奋。

李总说加藤先生是个“老头”，其实他并不老，还不到五十岁，且长了张娃娃脸，有时普通话说不流畅了，一着急就边比划边笑，俨然一个在老师面前激动得忘记答案的小学生。

虽然如此，两年多的时间里，背地里我一直管他叫老头。

一天中午和同事们在格子间闲聊说起加藤先生，我一如往常地说：“那个老头啊，他脾气的确很好。那天……”我正往下说呢，看见对面的同事给我使眼色，我赶紧收声转过身，加藤先生已站在我身后！

“托弟，我给您发了份邮件，您帮我看看。打扰您了。谢谢。”

不知道加藤先生有没有听见我一个接着一个地叫他“老头”，但他的表情的确没有什么异常，我至少表面可以安然了。

“好的加藤先生，我马上去看，尽快给您回复。”我边说边向加藤先生鞠了个小躬。他笑了一下走向他的办公室。

阿弥陀佛，希望真没听见。太尴尬了。

后来又发生了很多次类似情形，每次，加藤先生好像突然间听不懂汉语了一样，没有丝毫的异样，我也就习以为常——哪怕他真听见我叫他“老头”，也不再害怕。

我是个感情稍微大于理性的人，工作场所有时把握不好界限，一不小心就凭感性喜恶了，比如心里觉得“老头”比“加藤总”或“加藤先生”的称呼更好，故由衷喜欢这样称呼他。

格子间的生活，日复一日。两年下来，发生的事情比想象的要少。至于我和加藤先生，就像我和其他任何领导之间一样，交汇几乎都和工作有关。尽管如此，两年下来，我从加藤先生那里依然学会了很多，尤其是兢兢业业、精益求精的工作态度和春风化雨、谦谦温润的接人待物方式。

他的工作态度，是我工作六年时间来见过最认真的领导，看任何文件，连一处措辞、一个标点符号都要仔细斟酌，更不用说文件内容是否妥当了；他的办公桌上常备书目之一就是汉语词典和英语词典，好多次，我看见他坐着翻阅，像个小学生。

他自己对工作有着近乎完美的要求，但从来没有对我颐指气使过，哪怕我的工作他不满意，也不会像其他领导一样用训诫的口吻呵斥一番，然后扬长而去，而是用自己的完美案例，让我自省、自觉。

他经常加班干活，但从来没要求过我。一次开会，快到下班的点，加藤先生示意我早点回家，因为他知道我家离公司太远。

《傅雷家书》一书中写到：“世上最有力的论证莫如实际行动，最有效的教育莫如以身作则。”职场自有一套行之有效的规则，但并不意味着这句话在职场就一定会无效。

正因加藤先生从来没要求过我，反而像个和蔼、友善的长者，用自己的言行举止向我释明了一名职员对于工作该有的模样，所以，自从到了他的部门，我对工作也是空前的严谨、恭敬，不但像以往那样以一名员工的标准要求自己，更加以不辜负一位和蔼的长者而恪尽职守。

抑或和日本人“公私分明”的职场习惯有关，工作中，加藤先生从来不涉及我的私事，故而他对我的关照，仅仅因为他本就是那样的人，所有被我认为的对我的关照，都必然地内涵于他接人待物个人修养中。

最让我感念加藤先生的，是我怀孕那段时间。

妊娠反应极其强烈一个多月里，之于我，饮食难以下咽倒是非常次要的，要命的是瞌睡不分白昼阵阵袭来，让我时刻都处在巨大的混沌中，挣扎不出。

好几次，加藤先生走到我工位旁安排工作，我只看他嘴角翕启的节奏，干脆记不住他说的话。抑或我数次低级的失误让加藤先生发现我精力的确不支，接下来一段时间，非但他自己不给我安排工作，下属项目公司报送的文件，他也一并处理，因此，我安然地度过了孕期最艰难的一段时间。

2016年底，我的预产期将至，自知在TC的时光将至尽头，想起在TC历经的悲欢离合，念及加藤先生对我的关照，我特别想更加努力地工作，唯如此，好像才能赶在离职前消耗完和TC所有的缘分，产后才可以毫无牵挂地离开。偏偏地，那段时间里单位事务并不多，纵有，加藤先生也不倾向于给我安排，总说：“托弟女士，你现在身体第一、工作第二！”语气坚定，不容辩解，脸上则挂满笑。

这样的关照，不胜枚举。虽然看似都是一个领导的分内之事，但一个人不是足够幸运的话，怎么可能遇上这样的领导呢？

两年后，我离开了TC，离开了加藤先生。

在新的单位，我努力像加藤先生那样工作，自然，得到的总比预期的要多。

在新单位的一次分享会上，一位旅居日本多年的文化学者向我们讲述日本人的“工匠精神”，她说中国人对于工作的态度整体上和日本人差远了。

我的见识有限，自然不敢像那位学者就中国人和日本人的工作态度得出如此笃定的结果，但在TC的那段时间里，我从加藤先生那里的确学到了很多在其他同事身上不曾学到的东西——尤其是，如何让自己首先做一个人，一个受人尊敬的人。

作者简介

王托弟，笔名潘小笛、牧笛，80后，甘肃秦安人，现居北京，从事法律工作，业余爱好写作，现为甘肃省作家协会会员，已出版散文集《回不去的故乡》、《黄土地的女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