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4年11月11日，鄂豫皖省委在光山县花山寨举行第14次常委会，讨论了程子华同志带来的中央文件和中央军委副主席周恩来同志的口头指示，决定红25军立即实行战略转移，以鄂豫边界的桐柏山区和豫西的伏牛山区为初步目标。为宣传党的抗日主张，扩大我军政治影响，行动中部队对外称为“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第二先遣队”。同时，留一部分武装再组建红28军，继续坚持鄂豫皖苏区的武装斗争。省委决定由程子华同志担任红25军军长，吴焕先任政委，徐海东任副军长，戴季英任参谋长（编者注：会议上任命为政治部主任，一个月后为参谋长），郑位三任政治部主任（编者注：会议上调整为省委秘书长，一个月后为政治部主任）。军部对军医院的领导干部也做了调整，我仍担任院长，吴子南同志任副院长，军部派杨则民同志来军医院任政委（杨则民在陕南肃反中被错误地杀害了），并充实了看护班、担架班、通信班。全军共约3000多人，11月16日，从河南罗山县何家冲出发，向西挺进。军医院的医务人员和轻伤病员，也随军出发，17日从信阳城以南的东双河与柳林之间越过平汉铁路，以两天强行军进入桐柏山区。进入桐柏山区后，省委研究认为，这个地区靠平汉铁路离汉水太近，回旋范围小，加之敌人大兵压境，我军腹背受敌，难以立足，决定迅速调头北去，到驻马店西北山区，跳出敌人的合击圈，然后向豫西的伏牛山区挺进。我军北上后，敌人又慌忙调兵，紧紧围追堵击。这时，正是11月下旬，深秋天凉，我们的战士还穿着单衣，加上秋雨连绵，战士冒雨行军，衣服湿透，手冻得连枪栓都拉不开。当部队到达方城县独树镇附近时，敌40军115旅和骑兵团已比我军先两小时到达该地区。由于气候恶劣，风雨交加，还有些雾，我军侦察员发现敌人时，敌人已逼近。吴焕先立即指挥战斗，同时命令我把省委书记徐宝珊同志保护好。当时，徐宝珊同志正患病。这次战斗，一直打到天黑，还未结束。到傍晚，徐海东率223团跑步赶到，打退了敌人几次进攻，天黑以后，从敌人封锁线间隙穿插过去，27日拂晓进入伏牛山东麓。因为这次战斗是和敌人肉搏战，我们伤员有100多人，由于各个团、营的救护工作做得比较好，大部分伤员都及时进行了处理。由于情况紧急，部队干部都亲自抬担架运伤员。在突围时，大部分伤员都能随部队突围。

　　　我军进入伏牛山区后，敌人又尾追而来，我们又沿叶县、方城边界向西挺进，沿途击退了尾追、阻击的敌人，12月10日到洛南县的庾家河（现属丹凤县）宿营。上午10点多钟，省委正在庾家河开会，研究创建鄂豫陕边革命根据地问题，敌60师由七里荫（岭）奔袭而来。徐海东同志亲自指挥战斗，与敌激战时，受了重伤。经过20多小时激战，击伤敌800多人，将敌人打垮。程子华同志也负了伤，还有许多团、营干部也负了伤。战士负伤也有100多人。我们军医院及时组织了抢救。徐海东同志头部负伤，昏迷不醒。我们派了担架员，把徐海东、程子华同志及一位姓赵的团政委抬着随部队行军。这次战斗中重伤不能走的有十几位同志，我们都派了担架员运送。这次战斗以后，我们每天绕山沟行军，并和当地老乡联系，把一些需要安置的重伤员安置在老乡家里。我们用一二个星期时间，分别把重伤员安置了。安置的原则，一是把伤口处理好；二是给伤员留下一些药，告诉伤员自己如何换药。重伤员安置好了以后，部队轻装前进。12月中旬，部队到了陕南，随之在那里创建根据地。陕西省是杨虎城的地盘，杨虎城和蒋介石的矛盾很深。我军入陕，原来追击的敌人大部没有进入陕西境内，而杨虎城正忙于北攻陕北红军，无力分兵对付我们。我们就利用这一时机，在陕南洛南、郧西、卢氏、蓝田等县，以武装斗争为先导，摧毁民团武装和反动政权，开展创建根据地的工作。部队在那里也进行了休整。我们就在这时，培训了一批部队的看护和卫生员，充实战地救护的力量。并对一些重伤员进行治疗。重伤员中，有个团长，腿受伤，我们派了医务人员随同，把他安置在老乡家里。我后来去看他时，骨髓炎已发展很厉害，我立即给他做了离断手术。徐海东同志头部负伤，按头部外伤的治疗原则，保持安静，防止感染。前后经过2个月的治疗和护理，徐海东同志恢复了健康。程子华同志两手受伤，当时，坚持在阵地指挥作战，下火线时已红肿得厉害，伤口已有炎症。我们怕他发生骨髓炎，就采取了扩创消毒和夹板固定的办法，同时给以退烧消炎治疗。经过一个月，才把炎症控制住。这时，他的身体已很差，卧床不能动。为了防止褥疮，我们派了看护给他护理。经过一番努力，逐渐恢复健康。但是，伤口留有死骨。到了陕北以后，我又为他做了一次手术，才完全恢复。团政委赵凌波胸部盲管伤，经过治疗肺部伤已痊愈，但子弹在哪里呢？在给他体检时，发现背部有一红点，在两肋中间，根据受伤时的体位判断可能是子弹。经过他同意，做了切开手术，把子弹取了出来。

　　　红25军在陕南待了7个多月，1934年12月10日开始在陕南创建根据地，扩大了地方武装2 000多人。打了几个比较大的胜仗，歼灭了陕军警3旅，张飞生警2旅几个营，在陕南建立了几块小的根据地。我们的部队原来不到3 000人，到陕南以后发展到3 700多人。红25军离开陕南到陕北，从西安到兰州公路线，打下了几个县城。敌人分兵追击，起到了牵制敌人，掩护中央红军北上的作用。军医院从鄂豫皖苏区随部队转战数千里，1935年9月15日胜利到达延川县永坪镇。

　　　我们到达陕北后，除红25军野战医院外，我们又成立了后方医院（开始派吴子南同志任院长，以后由李资平同志任院长），负担前方医院转运去的伤病员治疗任务。

　　　在长征路上，徐海东同志总喜欢要我同他在一起，当他观察地形，确定战斗部署后，我就按作战要求，进行有准备的设置医疗救护点。因此，一般战斗，医疗救护工作都比较及时。而战斗结束以后，则把轻伤员分散到部队，重伤员不能随军行动的进行妥善安置。所以，在长征路上，医院和军领导的关系是非常密切的。在正常行军的情况下，医院派出医务人员随后，且参加收容工作，把沿途有病的同志都收容起来，病重的用担架抬到宿营地，根据敌情和病情采取分工负责的办法，进行随队安置。这样做对巩固部队起到了积极的作用。红25军长征出发时，不到3 000人，到了陕南，有2 700多人，减员的人数不到百分之十。红25军在长征途中，大休整的空隙很少，偶尔稍事休息1—2天，大部分时间都在行军作战。医疗工作，总是利用途中休息给病人看病，给伤员换绷带。

　　　长征路上用的药品，基本上是缴获敌人的药品或从药店买的，一般药品还不算太缺乏。

　　　总之，红军医院伤病员治愈率是比较高的。其中的原因主要是得到了群众的广泛支持，其特点有：一是苏区人民非常关心伤病员，虽然生活条件很差，但苏区人民常把家里仅有的一些粮食食品送给伤病员；二是把伤病员分散住群众家里时，群众对待伤病员亲如家人，超过家人；三是部队经常转移，由于部队和群众的关系密切，伤病员的转移都能及时得到群众帮助；四是苏区发展很快，人民信任红军，即使是在斗争最艰苦的时期，群众坚定地相信，红军必然会取得胜利。

　　　注释：选自钱信忠著：《钱信忠文集》，人民卫生出版社2004年4月第1版，第23—26页。

来源：《钱信忠文集红军医院工作生活片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