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二十五军的长征是秘密出发的。
1934年11月16日，在河南省罗山县何家冲，3 000余名红二十五军将士，高举“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第二先遣队”的旗帜，踏上了长征之路。和有些苏区红军部队不同的是，我们的出发没有父老乡亲十里相送。
红二十五军终于决定进行战略转移，是花山寨会议的结果。花山寨位于光山县西（南）部，1934年11月11日，省委在此召开了常委会，讨论战略转移问题。实际上这个问题半年前就酝酿过。3月中旬，省委就接到河南省委转来的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文件，提出了红军主力向桐柏山区实行战略转移的建议。省委经过讨论，给中央写了报告，建议红二十五军暂不离开鄂豫皖，改向老苏区的边沿恢复、开辟新的苏区。7月1日，省委同时收到中央2月12日的指示信和中革军委6月13日的军事训令。中央在信中明确提出：“省委当前的任务，在于保全我们的活力，保全我们的队伍，去创造新的苏区、新的根据地，整理、锻炼和强固我们的力量，创造新的主力红军。”并强调，“再固执‘死守’的方针，是只有牺牲我们的干部，牺牲我们的活力，必致完全葬送我们的事业”。信中，中央对为什么转移、转移的目的、新区的选择条件等都说得非常清楚。遗憾的是，信收到太迟，而同时收到的军委军事训令中，却“原则上同意省委提议，红军主力仍留在原来苏区继续活动”。这一训令发出时间在后，应视为新指示。红二十五军的战略转移就被搁置了。
花山寨会议整整开了一夜。会议从战略高度审时度势，正确解决了红二十五军迫切需要解决的几个问题。第一，下定了战略转移的决心，解决了走不走的问题；第二，以平汉铁路以西鄂豫边界的桐柏山为初步转移目标，解决了转移的方向问题；第三，红二十五军在行动中，对外称为“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第二先遣队”，解决了举什么旗帜的问题；第四，留下一部分武装再组建红二十八军，解决了苏区继续坚持斗争的问题。
会议还决定增补程子华为省委委员、省委常委；任命程子华为红二十五军军长，吴焕先为军政治委员，徐海东为副军长，戴季英为军政治部主任；留下省委常委、中共皖西北道委书记高敬亭领导鄂豫皖苏区的斗争（高敬亭没能参加会议，会后由省委给高敬亭写了一封指示信，说明花山寨会议的情况和决定）；省委书记徐宝珊、省委常委郑位三率省委机关随同红二十五军一道实行转移。
程子华不是省委委员，没有参加会议。会议结束后，郑位三把会议决定向程子华作了传达。程子华提出，中央派他来是当军参谋长的，请郑位三报告省委，他不能当军长。徐宝珊表示：“省委已经作了决定，就不要再变了。”程子华没再坚持，成为红二十五军军长。
花山寨会议（的）第二天，红二十五军便西移到罗山县殷家冲、何家冲一带，加紧出发前的准备。郑位三、戴季英把鄂东北道委和游击总司令部机关人员集合起来，传达了省委指示：鄂东北地方武装西路军补入红二十五军，两个机关人员作一些精简，除年老体弱的留在地方坚持斗争外，其余人员编入红二十五军，随红二十五军一起行动。郑位三还专门把我和程坦叫到一起，说，道委机关留下的人员全部编入红二十五军政治部，省委办事机关与军部机关合为一体。他让我们做好留下人员的工作，到何家冲后抓紧时间准备。并特别嘱咐我，一定要把刻字、油印等物品带上。
到何家冲后，红二十五军立即整编部队，撤销了师一级建制，军直辖第二二三团、二二四团、二二五团和手枪团；军部机关设司令部、政治部、经理处、军医院及直属分队等，全军共3 000余人。准备工作的另一项内容，是进行政治动员，讲解斗争形势，让大家做好“打远游击”和“创建新苏区”的心理准备。同时做好行军物资的筹备，减少不必要的辎重挑担，实行轻装，每人准备三天干粮、两双草鞋。
各项工作进行得很匆忙。特别是一些伤病员，他们都不愿留下，争着吵着要随部队走。我和一些老同志都还记得，红二十五军出发时，统计是2 980人。实际许多伤病员都跟着走了，而且还有一些女同志，更是闹着要跟部队走，最后有7名女护士参加了转移。所以说，实际人数应该是3 000挂零。
注释：选自刘华清著《刘华清回忆录》第二章《孤军长征》，解放军出版社2007年8月第2版，第40—42页。
来源：《刘华清回忆录孤军长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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