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山寨是光山县文殊乡花山村境内的一个山寨，位于光山县城南13公里处。花山寨是一个名扬军史、战史的红色革命纪念地，红军同国民党反动派多次在此激战。1934年11月11日，中共鄂豫皖省委在花山寨召开会议，会议对红二十五军的发展、长征和大别山红旗不倒有着十分重大的意义。

　　　花山寨会议大保卫

　　　1934年11月8日，斛山寨战斗的胜利打破了敌人的追堵计划，为红二十五军战略行动创造了有利条件，为花山寨会议的召开创造了一个短期的安定环境。

　　　1934年11月8日傍晚，斛山寨战斗胜利结束后，中共鄂豫皖省委率领红二十五军在光山的赛山寨稍作休整，9日经砖桥、椿树店继续西进，于10日傍晚来到光山县城西南部的花山寨脚下。早在此等候的程子华、郑位三（鄂东北党委书记）和戴季英等人从村里迎了出来。

　　　当晚，徐海东在向导的引导下，迅速登上花山寨顶，察看了周围地形。徐军长立即布置红军警戒、宿营和搞粮草。花山寨周围2公里内的大小路口均设哨卡，与花山寨遥相呼应的扇子塝、犁铧山、神磨石岭、九龙山等高地均挖战壕、筑工事、架起了机枪……红军战士全天候守卫在阵地上。新中国成立后，每当花山寨人谈及此事时，通常把这次红二十五军正常的严密布防简称为“花山寨会议大保卫”。

　　　周洼村里开大会

　　　1934年11月11日晚，中共鄂豫皖省委在花山寨西南角名叫周洼的小村子召开了第十四次常委会议，即著名的花山寨会议。会址在现在的光山县文殊乡花山村周洼村民组。

　　　参加花山寨会议人员有当时的省委、省苏维埃政府、红二十五军主要负责同志。主要有：徐宝珊（鄂豫皖省委委员、常委、代理省委书记）、吴焕先（鄂豫皖省委委员、常委、红二十五军政委）、徐海东（鄂豫皖省委委员、红二十五军军长）、郑位三（省委委员、常委、代理省苏维埃人民委员会主席兼鄂东北党委书记）、戴季英（鄂豫皖省委委员、常委、鄂东北游击司令）和程子华（中共中央特派员，粤赣苏区红二十二师师长兼粤赣军区代参谋长（花山寨会议前）。

　　　如果把花山寨会议分为两个阶段，那么第一阶段的会议议程应是看中央文件、听郑位三转达周恩来的口头指示,徐宝珊与程子华会面，程子华参加了第一阶段的会议。会议第二阶段的议程主要是讨论和决策，程子华没有参加。

　　　聆听中央声音

　　　根据史料记载，中共鄂豫皖省委从皖西过来后，开过两次会议。第一次会议是由程子华传达中央指示精神，决定红二十五军实行战略转移；第二次会议是研究人事安排问题，没叫程子华参加……事实上，第一阶段会议应是中共鄂豫皖省委成员看中央文件，听郑位三的口头回报。郑位三向省委书记徐宝珊转交了程子华带来的中央7月25日《中共上海中央局关于开展武装自卫运动的指示信》、7月26日《中共中央关于红军北上抗日的秘密通知》《关于组织抗日先遣队的通知》和7月29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关于反对敌人进攻的军事、政治行动方针给鄂豫皖省委的补充训令》等文件，还转达了程子华带来的中革军委副主席、军事部长、红军总政治委员周恩来同志对鄂豫皖根据地斗争的口头指示，希望鄂豫皖省委根据实际情况作出具体决定。

　　　事实上，程子华到鄂东北道委后，除对郑位三、戴季英等常委讲述周恩来的指示外，还传达了朱德总司令对红二十五军战略转移的具体意见。

　　　当晚，徐宝珊、吴焕先等人了解中央文件及周恩来的指示后，每个人又开始思忖着下一步红二十五军应如何行动。

　　　决策“战略转移”

　　　第二阶段会议于11月11日夜召开，由徐宝珊主持，参加人员有徐宝珊、吴焕先、徐海东、郑位三、戴季英。吴焕先手拿记录本，进一步讲解、分析党中央文件和周恩来的指示精神，总结两年来的斗争经验。

　　　省委成员进一步分析了鄂豫皖革命根据地斗争形势，认为虽然全体军民进行了极其英勇艰苦的斗争，但是由于领导上犯了“左”的错误和敌人的反复“围剿”，根据地的人力物力被敌人严重摧残，红军损失很大，干部奇缺，兵源枯竭，军民衣食极端困难，加上敌我力量过分悬殊，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严重局面短期内难以根本改变；在老根据地边沿恢复、开辟根据地，经过在罗陂孝和陶家河两地区的尝试，成果都不大；虽然红二十五军还能继续坚持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斗争，但是本身已不易得到大的发展，也不可能打出一个大的局面来；而根据了解到的外面情况，转移出去，才能谋求更大发展，发挥更大作用。会议统一了思想，入会者都赞成“另找地区重整旗鼓。”

　　　关于战略转移问题，实际上已经过半年多的酝酿了。自从1934年3月中旬，中共鄂豫皖省委收到中共中央批转的要红二十五军向桐柏山区作战略转移的建议后，省委成员就曾考虑向外线发展问题，虽然酝酿很久，但没下决心，不敢走远……入会的同志都对红军的前途有过考虑，经过坦诚讨论，达成了共识，一致认为应立即执行中央指示精神。至于转移方向，会议认为，向西边方向进行转移则比较容易发展。

　　　会议作出四项决定

　　　会上，中共鄂豫皖省委一致拥护中共中央及周恩来的指示，决定：（一）省委立即率领红二十五军实行战略转移（进行长征），为发展红军和创建新根据地而斗争；（二）以平汉铁路以西鄂豫边界的桐柏山区和豫西的伏牛山区为初步目标；（三）行动中，红二十五军对外称“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第二先遣队”；（四）留一部分武装再组建红二十八军，由高敬亭统一指挥，继续坚持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武装斗争。

　　　会议还讨论了省委成员的补充、红二十五军整编及红军领导人职务变动等问题。决定了军事问题之后，会议又研究人事安排问题。会前，徐海东了解到，程子华是黄埔军校五期毕业生，又在中央苏区担任师长，军事能力强；会上，他主动提出，由中央派来鄂豫皖苏区工作的程子华同志担任军长，自己改任副军长，郑位三和省委书记徐宝珊经过再三考虑，表示同意；吴焕先、戴季英也表示赞成。

　　　调整领导班子

　　　会后，郑位三向程子华传达了会议精神，并将省委对人事的决定告诉了他。程子华说，他在中央苏区任师长，中央派他来是当参谋长的，请郑位三转告省委，他不当军长。郑位三把此事报告了徐宝珊，徐不同意改动。郑位三又回话给程子华：“你是中央派来的，省委已经决定了，不再改变了。”就这样，省委同意了徐海东的请求，改任徐海东为副军长，同意程子华任军长。这充分体现了中共鄂豫皖省委和红二十五军领导人对中央派来的干部高度信任，体现了徐海东、程子华两位将军不图名利，相互让贤的高尚情操。

　　　在花山寨会议上，最终任命的红二十五军领导人是：

　　　军长：程子华;副军长：徐海东;政委：吴焕先;参谋长：空缺。后来，1934年12月11日在陕南蔡川整编时，戴季英改任军参谋长，郑位三兼任政治部主任。

　　　在充分酝酿的基础上，会议决定：补选程子华为省委委员、常委，郑位三调任省委秘书长，省委（代替军党委）率领部队长征。

　　　会议研究部队整编问题的结果是：撤销师一级建制，军直辖二二三团、二二四团、二二五团和手枪团，军部设军直机关。

　　　会上还决定：鄂东北道委会由王福明负责，皖西北道委会由高敬亭负责，会议要求罗陂孝特委书记徐诚基和副书记何耀榜组织一支小部队去皖西找高敬亭，传达省委指示及讨论两个道委的组织领导问题，留下的小部队及干部均由高敬亭统一指挥。当时，高敬亭被隔在皖西，未能参加花山寨会议，他不知道省委业已率领红二十五军长征出发了。1935年2月3日，高敬亭于太湖凉亭坳重新组建红二十八军，他任军政委，未设军长，实行党政军一元化领导。鼎盛时期，全军3100余人。

　　　会后，红二十五军积极进行了战略转移准备，首先将进驻花山寨附近的鄂东北道委西路军（光山游击队和独立第六师）补入红二十五军，鄂东北道委独立团、光西独立团亦旋即补充编入红二十五军。

　　　永远的纪念

　　　中共鄂豫皖省委率领红二十五军在花山寨村住了3天，即11月10日傍晚到达，11月13日凌晨部队向西边的罗山县殷家湾、何家冲东一带出发。会议旧址由花山寨寨顶(军事防御制高点，驻扎有部队，构筑掩体，设立岗哨）、花山湖和周洼会址三部分组成。开会时，部队驻扎在花山寨顶及其周围的周洼、梅洼、潘湾、寨店、兰湾等几个村庄内，近3000名红军担当警卫，保卫会议会场，防御敌人突袭。

　　　会址选择在树木茂盛、地形独特的周洼小村子内。这个村庄南北两面环山，易守难攻，西有花山湖作天然屏障，东面是平坦的农田，唯有一条田埂通入村子。尤其是村南面的“犁铧山”与净居寺的“牛头山”相连，绵延起伏，攻能进，退能守，是个不可多得的战略要地。

　　　新中国成立后，当地百姓为纪念红二十五军长征从这里出发，将村南红军驻守的呈掎角之势的两座山“犁铧山”和“神磨石岭”分别更名为“红军山”和“长征岭”。

　　　1985年夏，花山村周洼村民组组长王海涛在一次群众大会上说：“改名为‘红军山’和‘长征岭’，就是纪念红二十五军的伟大长征从这里开始，颂扬中共鄂豫皖省委和红二十五军领导人的历史功绩。”

　　　有党史研究者认为，花山寨会议是红二十五军走向战略胜利的新起点，是红二十五军前途和命运的转折点，没有花山寨会议，就没有红二十五军的长征；没有花山寨会议，就没有红二十五军的北上抗日；没有花山寨会议，就没有红二十八军的重建与壮大。

　　　花山寨会议召开后，中共鄂豫皖省委带领红二十五军继续西进。1934年11月13日，红军西行到达罗山县殷家湾、何家冲东一带，为战略转移作进一步准备。

　　　（据《河南法制报》）